但这一关系却降格成了与上帝之绝对关系的障碍。

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乃知圣人之言，本末两尽。

不成元无此理，直待有君臣父子，却旋将道理入在里面。三纲者，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盖‘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熟谏，‘谕父母于道，方是孝。[31] 《朱子语类》卷十六。

若不合做，则直与说这事决然不可为，如果臣子担心冒犯君主，无原则地告诉君主这事恐也不可做，或做也不妨，此便是不尽忠，[30]违背了为臣之道和天理。[35] 《四书章句集解》之《论语集注·为政》。其实,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在社会学、政治学研究领域,阶级分析法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简单来说，出于对僵化的、教条的阶级分析法的反感与厌恶,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迅速引进当代西方各种新兴理论和方法,其中尤其以韦伯的阶层分析理论最为流行。

刘先生提出的应加强统治思想的研究,也是后来政治思想史研究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刘先生认为，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这部书中实行了脱帽礼，把戴在各位头上的帽子统统给摘掉了，"这在当时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加强统治思想研究是刘泽华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之后一贯的学术方向,他不但对一些专门的问题作了具体的研究,如关于帝王观念、帝王尊号、君主名号的研究,儒家经典中的政治思维与统治思想的研究等,而且还具体地体现在三卷本和九卷本中,以此来加深政治思想史的政治性。关于其中的第三条政治与阶级相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后来列宁说"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一些教科书和发表的文章中有的就把它作为政治的定义,断言列宁认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

主要研究领域为儒家哲学、礼学思想史。由此可以看出,刘泽华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从先秦时期开始无论是纲目的选取还是历史阶段的划分,都是尽量贴近思想本身以及中国历史发展本身。

除此之外,三卷本在秦汉以后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和叙述中有重点地强调了帝王观念与统治思想,这些内容是以往(包括萧著)所没有的,而这又恰好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应有的内容和特点。而在三卷本的先秦卷中,刘先生对于这部分内容又有所深化和系统化。刘泽华晚年一直呼吁在历史研究以及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不能完全放弃阶级分析的理论和方法,除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坚守之外,也与他对90年代以来史学研究逐渐走向碎片化,只研究问题、不谈主义的实用主义取向的批评与反思有关。刘泽华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进入思想史研究的领域,当时整个学术界都在拨乱反正,清理僵化、教条的理论给学术研究带来的束缚与灾难。

君为政本与民为国本源于同一理论原点,彼此互依互证,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一个功能完备、逻辑自足、理论圆融的学说体系。刘先生后来回忆说:"此时此刻开地主阶级讨论会是很扎眼的事,引起种种猜测,最突出的议论是方向有问题,有为地主阶级翻案的嫌疑。叶青认为墨子代表有产阶级，庄子代表了工商业者的革命家。张分田详细阐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帝王观念中的"尊君—罪君文化范式,是为了说明，在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中,既没有一味鼓吹绝对君权的人,也没有步入民主范畴的人。

从中国哲学史、思想史这几十年的研究状况来看,尽管冯友兰早期将中国哲学史分作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这两个阶段很有意义,但实际上并没有被后来的其他学者和研究所接受,甚至冯先生自己在后来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也没有再采取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的划分方式,这个划分也只有在学术史的研究中才会被提及。比起简单的从重视上面转向重视下面,重点从一头转向另一头,刘泽华提出的互动研究更有意义,同时也更有操作性。

正如有学者所总结的,"不难发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者早已对行为主义、政治系统等分析框架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但是对于西周的政治思想,尤其对于《尚书》的思想不加涉及,就是明显的不足,同时也有疑古过头的嫌疑了。

刘泽华在《先秦政治思想史》的序言中就指出,在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的时候按照商代、西周、春秋、战国这样的历史顺序,同时没有给先秦诸子作阶级成分的定性,采取了模糊行事的做法,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史学界对先秦社会性质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刘泽华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特别重视、探究民本思想,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关于民本思想的认定方面刘泽华及其学术团队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看法完全不同,并且在此问题上形成了对立与争议,对民本问题的认识是刘泽华整体学术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这也是刘先生在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哲学研究中提出的阴阳组合结构的一个具体的体现。他指出:统治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对现存秩序的基本模式和主要法则做出合理性解释、规范性定义、操作性指导、理想性展示和永恒性论证。这些内容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传世的《尚书》《诗经》以及《左传》《国语》等。从先秦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开始,刘泽华就自觉地放弃了前辈学者给思想史断代、划分阶段这种做法,而是直接以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所形成的标志性的节点(如朝代)来为研究作划分的。阶级分析法的提出是西方学术界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大贡献。

当时对历史发展动力的探讨、对战国时期阶层与身份问题的探讨,都属于突破铁律的尝试。相较于之前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三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删掉了商周时期社会概况的介绍,所增加的内容特别突出了政治思想的特色。

对于这个历史现象应当给予更客观、更全面、更准确的评价。即使‘文以载道观念支配下的文学也大多把君主政治作为自己的关切点。

统治思想 一、引言刘泽华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专注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三十多年来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以及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形成了旗帜鲜明的一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政治思想史在学界沉寂了三十年之后,刘泽华先生以他扎实的著作恢复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并开创了新局面。对于诸子百家.他认为老子思想代表的是没落封建主集团的政治学说，孔子思想是封建主集团的政治学说，墨子思想是农民阶级的政治学说，庄子是没落封建主的政治学说，孟子、荀子思想是没落封建领主的政治学说等。

一是以西方政治学为理论参照,同时结合中国政治思想的历史而成的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另一个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而形成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以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为代表。在1999年11月举办的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上，刘泽华先生提出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说。他认为政治既有阶级性，同时也有社会性，这就给全面笼罩的阶级理论打开了一个缺口，提供了一个可供反思的契机。刘泽华在《先秦政治思想史》的再版弁言中指出,此书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突破了用阶级理论来定义政治的.铁则,,也就是突破了把政治等同于阶级的框架。

在历史研究中,刘先生率先打破常规,使作为统治阶级的地主阶级不再是批判的对象,而成了研究的对象,为新时期史学研究增加了活力。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出版之前,历史学家缪凤林在此书的审查报告中曾指出"书中叙述中国思想,只上溯到晚周。

由此可见,张分田对民本和君本关系的理解,基本上是对刘泽华先生阴阳组合结构的具体阐发,也是对阴阳组合结构详细的证明。阶级分析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解析社会利益问题,利益问题是人们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基本问题。

在思想史的研究中,首先就是重新反思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他说:关于基础性的社会关系形态问题，我依然认为运用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所勾勒出的社会关系，从总体上看最贴近历史，或者说解释力最强……基础性的社会关系即阶级关系,之外还有其他各种社会关系。

阶级分析法本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但是由于长期僵化、教条地使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不但在学术研究中造成很多"冤假错案，而且也束缚了学术研究良性、健康的发展。其实,刘先生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提出的刚柔组合结构理论,他研究过的士人与社会、清官问题、谏议问题等,也都属于政治文化的范围。但是以往的政治思想史由于理论所限,在这方面基本没有涉及。也有流派的研究,如宋代理学的政治哲学、政治价值和政策思想，以道论、人性论、中和论与道统论为主要线索,叙述了宋代理学家的政治思想。

在刘泽华的学术团队中,真正对民本思想作了独立、深入研究的是张分田教授。刘泽华自入南开历史系之后,就在中国古代史尤其是先秦史领域学习与教学,还师从著名的古史专家王玉哲学习。

这样做其实就是把政治思想从阶级定性的束缚中解脱了出来。理论永远是为现实所引导的,方法也是用来解释现实问题的。

这些内容其实张分田在其著作中已经有所涉及,但是毫无疑问,这些问题同时也还都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再者,中国古代几千年的政治思想史本身也是极其复杂的,随着研究的深入,有些问题一定会溢出既有的阶段、特点等宏观的概括,如果人为地设置一个框架,甚至会有作茧自缚之嫌。